色情书是一种艺术文化

雪夜闭门读禁书，红袖添香夜读书，说尽了读书人享受读书的惬意状态。禁书形形色色，其中一类便是色情书。

色情书情结，读书人皆有。一次，梁实秋在胡适家中聚餐，徐志摩像旋风进来，抱着一本精装的德文色情书，图文并茂。众人争着翻阅，一旁的胡适冷冷道：“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，都一览无余，不够趣味。我看过一张画，不记得谁的手笔，一张床，垂下了芙蓉帐，地上一双男鞋，一双红绣鞋，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，还算有一点含蓄。”

吴组缃于1929年考进清华，是当时著名的校园才子，一次他请钱钟书为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，钱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，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。吴组缃接过一看，竟记录了四十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，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，不禁叹服。

1988年4月，欧文·华莱士的《玫瑰梦》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被认定为色情出版物，不仅宣扬性解放、性犯罪，且有教唆和腐蚀作用。此乃当年出版界的一个焦点事件。

是年，出版社被查禁的淫秽色情图书30多种，停业整顿的出版社6家，查处因刊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低级下流的期刊130多种。为此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局专门邀请在京的外国文学专家、文学评论家，就此书及工人出版社出版的《情场赌徒》进行了座谈。

除此之外，那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查禁的“四大黄书”，还包括工人出版社的《销魂时分》与《丽人春梦》。

之后，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贾平凹的《废都》，1999年9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卫慧的《上海宝贝》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的木子美性爱日记《遗情书》，也被定性为色情书而退出市场。不批不知道，一批做广告，多少年后，这些书仍被人记得。

“扫黄打非”曾是那个年代出版界的常态举动，到底是出版社出了漏子，还是行政主管部门出了问题。鉴定者不同，效果迥异，鉴黄师这一职业，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。严厉者往往矫枉过正，大面积杀伤，而鉴定者皆为行政官员，而非专家，开放的年代，遇到了滞后的观念。遂带来许多的思考：何为黄书？如何界定？谁来界定？为何有市场？

遂有淫秽与色情出版物之认定。淫秽出版物指在整体上宣扬淫秽行为，挑动人们的性欲，足以导致普通人腐化堕落，而又没有艺术价值或科学价值的出版物。

而色情出版物，指在整体上不是淫秽的，夹杂淫秽、色情内容而具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，但对普通人特别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有毒害，且缺乏艺术价值或者科学价值的出版物。如果一部作品，抽出性爱场面，一无所有，此即淫秽；若还能剩下许多，难以名状却深入骨髓，此即色情。淫秽乃器官，色情为气味，色情或称作情色更为恰当。

对色情的限度，也因时而异。良辰美景何奈天，赏心悦事谁家院，《红楼梦》里，林黛玉薛宝钗所看“禁书”是专写男女情奔的《牡丹亭》。

20世纪初，中国始有“公园”，却不准男女同游，天津的公园便规定：“星期一二三五六，准男客人游览；星期四、日，独许女客人游览。”若混淆，便有色情之嫌。

1986年12月，英国作家劳伦斯的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一经出版即遭禁止，2004年1月，此书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“廊桥书系”之一种再版，2010年6月，此书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又版，出版界对此静若止水，评论界对此再无兴趣。少见多怪，人情然也，昔时色情，今日素常。

明末的江南，出版了《金瓶梅》《肉蒲团》《株林野史》《绣榻野史》《灯草和尚》等等语涉狎邪、诲淫诲盗的所谓淫书，暖饱思欲矣。

英国作家奥威尔尝言：“在和平年代，我可能会写一些讲究词藻的或仅仅是描述性的书，而且很可能对我自己的政治倾向几乎毫无意识。”《剑桥明代史》云：“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书一直被保存下来，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再被禁之列。”确系如此。

色情书也是书，愿读就读。我当年便困惑，是否读了色情书会顿时变得颓废，腐败分子是否皆因此而堕落，国风沦落，全然色情书惹的祸，后来才知，刘项原来不读书。如内参电影一样，当年《金瓶梅》全本乃内部出版物，只允许一定级别的官员阅读，似乎官员天生就比平民高尚，其实不然。

“鹄不日浴而白，乌不日黔而黑”，读书无禁区，何以独禁色情书？禁书夜读，恍然不知黄在何处，色在哪里。